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刚刚闭幕的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形势作出重大判断、对做好经济工作作出精准部署。
会议强调，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
“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表达了对于短期经济的担忧。基于此，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对于此次会议所强调的“逆周期调节”，业内人士认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虽可以接受结构性调整增速下降，但由于我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仍需经济增长保持一定增速，因此其下行空间不能太大，逆周期调节就显得尤为重要。
宏观政策强调逆周期调节
下一步，宏观政策将如何发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如何调整？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还是针对稳增长进一步发力，同时兼顾营商环境的改善，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具体是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重点来加以说明。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一是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相关改革，改善企业营商环境联系紧密，而且和扩大消费的目标也有关系。
二是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规模。这一措施主要还是针对基础设施补短板。地方政府融资模式处于转型当中，就是从隐性的、不透明、不规范的融资，转向规范的地方政府发债，包括规范的PPP融资。也就是要大力支持这一转型，加快开正门的速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财政政策以往用“更加积极有效”来表述，今年改为“加力提效”。就是要增加力度，提高效益、效率。如何加力？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减税降费力度要增加。设计增值税、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相关税收改革，让企业轻装上阵。二是扩大投资的力度要加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具体可以通过扩大专项债券的发行来实现。2018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安排1.35万亿元，预计2019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将达到2万亿元。
对于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张立群强调，这一表述表明明年的经济形势有严峻复杂的一面，明年稳增长的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加大力度。从国外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出口实质性的影响，明年会比较集中的反映出来。可以预判，明年外需增速将有所下降。同时，目前国内消费增速也有所下滑，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一旦明年外需下滑，内需不振，内外因素叠加，下行压力将会加大。因此稳内需很重要。在此背景下，应当将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的“有效投资”这一潜力发挥好，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发力。可以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债规模扩大、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专项债的发债时间提前等措施来实现。
此外，张立群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松紧适度，主要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应当统筹协调好加强金融监管、结构性去杠杆、防风险、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内的多个目标，落脚点非常明确，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流动性偏紧，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
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张立群认为，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畅通”二字相呼应。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让整个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包含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畅通，包含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这些都与相关改革密切联系。同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实际上是要进一步发展好资本市场。这与资本市场改革也有一个对接。因此，最后落脚点还是解决好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与营商环境改善对接起来。
徐洪才表示，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通畅，中间环节较多，货币市场利率水平较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实际融资成本高。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要体现其逆周期调控职能，应当适度提升M2水平，目前M2的水平只有8%，应当在现在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至9%-10%，这就需要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综合运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提升货币供应量，以缓解流动性紧张的局面。
三大政策应当形成合力
此次会议强调，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
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在张立群看来，结构性政策重点还是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向市场环境的法制化、规范化要活力、要效率。不仅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更重要的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
而社会政策最重要的还是要保底线，就业优先，把基本民生的底兜住兜牢。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以及社会政策从不同角度把“稳”和“进”的大局协调好。“稳”是通过稳增长，包括守底线来实现。“进”最主要还是通过改革，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的建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再通过更加规范、有序的、充分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更多优质企业脱颖而出，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此外，徐洪才建议，在结构性政策方面，应当优化结构，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在2019年有所突破，这其中涉及几大方面：财税金融改革、国企、土地制度改革等。
“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和社会政策三大政策形成合力，进一步落实‘六稳’，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抓好七大任务，保证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平稳运行，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明年是关键之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再出发元年。我们应当怀有信心并寄予期望。”徐洪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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